大使（Ambassador），是一个国家派驻在另一个国家的最高级别外交代表，是本国元首的化身。他们不仅仅是信使或谈判者，更是一座“行走的国界碑”，一个移动的权力符号。在和平年代，他们是沟通的桥梁与文化的使者；在紧张时刻，他们的言辞可能比舰队和军队更具分量。大使的历史，就是一部国家之间从猜忌、试探到建立规则、共存博弈的微缩史。从手持节杖、穿越蛮荒的孤勇信使，到在数字时代穿梭于虚拟与现实的外交家，大使这一身份的演变，深刻地折射出人类文明交往方式的变迁。
在国家与法律的雏形诞生之前，人类的交往充满了不确定性。当一个部落需要向另一个部落传递信息——无论是媾和、结盟还是宣战——派遣信使是一场豪赌。这些最早的“准大使”没有外交豁免权的庇护，他们的安全往往仅依赖于普世的“不斩来使”惯例，以及手中代表着神圣或权威的信物。他们是部落里最勇敢、记忆力最好的人，他们的大脑就是移动的档案馆，他们的话语就是全部的条约。 随着帝国的崛起，这种临时的信使制度变得更加系统化。古波斯、罗马和汉朝都建立了庞大的交通网络，派遣使节处理复杂的国际事务。此时的使节虽然依然是临时性的，但其地位已然不同。他们代表着皇帝的威严，其排场和随从都经过精心设计，旨在向异域邦国展示帝国的强盛。汉代的苏武出使匈奴，手中紧握的“节”（一种用竹竿和牦牛尾制成的信物），便是皇权延伸的象征。即便被扣留十九年，节旄落尽，他依然是汉朝“行走的尊严”，这种精神内核，为后世大使的形象奠定了基石。
在古代世界，派遣使节的核心驱动力通常是：
大使制度的真正革命，发生在15世纪的意大利。彼时的意大利半岛，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，而是由多个实力相当的城市国家（如威尼斯、佛罗伦萨、米兰）组成的权力棋盘。这些国家之间竞争激烈，关系瞬息万变，临时的使节已经无法满足需求。为了能持续、深入地了解对手的动向，一种全新的制度应运而生——常驻大使。 威尼斯人是这一制度的先驱。他们开始向其他国家派遣常驻代表，这些代表不再是事成即返的信使，而是在驻在国建立永久性公馆（使馆的前身）的“眼睛”和“耳朵”。他们需要：
这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创举，迅速被欧洲各国效仿。常驻大使的出现，标志着近代外交体系的诞生。国家之间的交往，从间歇性的接触，变成了持续性的、制度化的博弈。大使馆，也从此成为了“一小块悬浮在异国土地上的主权领土”。
17世纪以降，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，外交活动变得愈发讲究形式与礼仪。尤其是在欧洲的君主专制时代，大使的每一个行动都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含义。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，被视为近代国际关系的起点，它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。自此，大使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，其地位和待遇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外交礼仪变得极其繁琐，大使们为了谁的马车应该先行，谁在国宴上的座位更尊贵等问题争执不休，因为这背后代表的是各自国家的荣誉。 为了终结这些无休止的纷争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，将外交代表的等级制度化、规范化，明确划分了大使、公使、代办等不同等级。这套体系奠定了现代外交官制度的基础，使得国际交往有了一套公认的规则。在那个时代，大使是宫廷政治的明星，他们周旋于沙龙和舞会，用优雅的谈吐和敏锐的洞察力，于无形中影响着整个欧洲的权力格局。
20世纪，两项发明彻底改变了大使的角色：电报和电话。电波的出现，让国家元首之间的直接沟通成为可能，信息的传递不再需要等待数周甚至数月。这曾一度引发疑问：既然领袖们可以随时通话，我们还需要大使吗？ 答案是肯定的，但大使的角色必须演变。他们不再是信息传递的唯一渠道，却成为了信息“解读”和“情境化”的关键一环。在瞬息万变的现代世界，大使的职责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：
二战后，随着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建立，多边外交兴起。大使们不仅需要在双边关系中长袖善舞，更要在全球性的舞台上为国家争取话语权。从气候变化到公共卫生，从贸易争端到网络安全，大使需要成为通晓各个领域的“通才”。他们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，更是文明交流的先行者，在理解与误解、合作与冲突之间，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世界的和平与秩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