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流士一世（Darius I），或称大流士大帝，是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第三位，也是最伟大的一位“万王之王”。他并非生而为王，而是在一场戏剧性的宫廷政变后，于公元前522年登上了权力的巅峰。他接手的是一个因内乱而濒临崩溃的庞大帝国，但在他三十六年的统治中，他不仅平息了叛乱，更以一位卓越组织者和改革家的身份，将帝国重塑为一个高效、稳定且前所未有统一的庞大机器。他不是传统意义上开疆拓土的征服者，而更像是一位现代企业的首席执行官（CEO），通过建立标准化的行政、交通、货币和法律体系，为这个横跨三大洲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，奠定了延续近两百年的基石。
大流士的传奇，始于一场笼罩在迷雾中的权力真空。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之子冈比西斯二世在远征埃及后神秘死亡，一位名叫高墨塔的祆教僧侣趁机夺取了王位，声称自己是冈比西斯早已被秘密处死的弟弟巴尔迪亚。整个帝国陷入了混乱与怀疑之中。 此时，身为王室旁支、担任国王持矛者的大流士，敏锐地嗅到了机会。他联合其他六位波斯贵族，密谋发动了一场大胆的政变。他们闯入宫殿，刺杀了那位“伪王”高墨塔。关于如何决定新君主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录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：七位贵族约定，第二天清晨，谁的马在日出时第一个嘶鸣，谁就将成为新的“万王之王”。据说，大流士凭借其马夫的机智，赢得了这场天意的对决。 不论真相如何，大流士迅速巩固了权力，并将这段“拨乱反正”的功绩，用三种文字（古波斯语、埃兰语和巴比伦语）刻在了伊朗西部山区的悬崖峭壁上，这便是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。这面巨大的石刻，不仅是大流士的政治宣言，也成为了后世破解楔形文字的“罗塞塔石碑”。
大流士真正的天才之处，不在于军事征服，而在于他无与伦比的行政管理能力。他深知，要统治一个从印度河延伸到爱琴海、从高加索山脉直至尼罗河的庞大帝国，仅靠武力是远远不够的。他需要一个系统，一个能让帝国血脉畅通、信息无阻的精密系统。
大流士将帝国划分为大约20个被称为“萨特拉庇”（Satrapy）的行省，每个行省由一位总督（Satrap）管理。
这种巧妙的制衡设计，既保证了地方治理的灵活性，又防止了任何一个地方官僚坐大，对中央构成威胁。
为了将这个庞大的帝国联系起来，大流士下令修建了贯穿帝国核心地带的皇家大道。这条全长约2700公里的主干道，从帝国西部的撒狄斯直通行政首都苏萨。
在经济上，大流士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。他推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标准化双金属币制系统。
这套标准化的货币体系，极大地简化了税收，刺激了商业活动，让帝国的经济运转变得前所未有的顺畅。
大流士也是一位伟大的建设者，他希望用宏伟的建筑来彰显帝国的财富与威严。他下令在波斯法尔斯地区的一片高地上，兴建一座全新的礼仪性都城——波斯波利斯（Persepolis）。 这座“波斯之都”并非日常行政中心，而是一个巨大的舞台。每年春天，当帝国各地的使团带着奇珍异宝前来朝贡时，他们会走上著名的“万国门”，在宏伟的百柱厅觐见万王之王。宫殿的浮雕上，细致地描绘了吕底亚人、埃及人、印度人、埃塞俄比亚人等不同民族的形象，他们手捧各地的特产，和谐地走向王座。波斯波利斯本身，就是大流士所构建的那个多民族、统一帝国秩序的缩影。 此外，他还完成了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工程——一条可以被视为苏伊士运河遥远前身的航道，展示了他连通世界的雄心。
在他统治的晚期，帝国的扩张触及了新的边界，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位于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城邦发动了“爱奥尼亚起义”，雅典和埃雷特里亚城邦的支援，激怒了大流士。 为了惩罚雅典，公元前490年，他派遣了一支远征军横渡爱琴海。然而，在雅典城外的一片平原上，这支看似不可战胜的波斯大军，竟被人数远少于自己的雅典重装步兵彻底击败。这场著名的马拉松战役，宣告了波斯人第一次西征的失败，也拉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的序幕。
马拉松的失利，并未动摇大流士帝国的根基。公元前486年，大流士在筹备第二次远征的途中去世，将一个稳定而富饶的帝国留给了他的儿子薛西斯。 大流士一世的伟大，不在于他征服了多少土地，而在于他定义了帝国。他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哲学和工具，这套系统被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几乎全盘继承，并深刻影响了罗马帝国乃至后世所有庞大政治体的治理模式。他就像一位为庞大机器绘制出精密蓝图的总工程师，虽然机器的某些部件（如对希腊的征服）未能如愿，但他设计的核心驱动系统，却高效运转了数百年，成为了世界历史上一个难以磨灭的里程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