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血疗法，这一在现代人看来近乎野蛮的医疗行为，曾是西方医学史上延续时间最长、应用最广的疗法，没有之一。它的核心理念，是认为通过切开静脉或动脉，引流出部分血液，可以治疗或预防疾病。这并非简单的“失血”，而是一套建立在复杂哲学和生理学理论（尽管是错误的）之上的系统性干预。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，从古埃及的莎草纸到19世纪的医学教科书，放血疗法如同一条永不枯竭的殷红河流，贯穿了整个人类对抗疾病的漫长历史。它既是无数医生信念的基石，也最终成为了无数生命无辜消逝的悲剧根源。它的兴衰，不仅是一项医疗技术的更迭，更是人类理性、科学与思想变革的宏大缩影。
放血疗法的源头，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。古代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就已经在实践它，但他们更多是出于对血液的神秘崇拜和驱邪的朴素观念。真正将其理论化、系统化，并使其成为西方医学正统的，是古希腊人。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，一位被后世尊为“医学之父”的人物——`希波克拉底` (Hippocrates) ——和他的追随者们，创立了著名的“体液学说”。这是一个试图解释人体运行规律的宏大理论框架。他们认为，宇宙由火、气、水、土四种基本元素构成，而人体作为宇宙的缩影，也由四种基本体液主宰：
在他们看来，一个健康的人，其体内的四种体液处于完美的平衡与和谐之中。而一切疾病的根源，无非是某种或多种体液的过剩、亏缺或腐败，导致了平衡被打破。发烧？那是血液过多，导致身体过热。抑郁？那是黑胆汁过剩，带来了忧愁与沉重。 这个理论如此优美、对称且富有解释力，迅速征服了古代世界。那么，如何恢复失衡的体液呢？方法简单而直接：如果某种体液太多，就把它排掉。对于最常见、最容易被观察到的“血液过多”，治疗方案自然就是——放血。 然而，将放血疗法推上神坛，并使其在随后近1500年里成为不可动摇之教条的，是罗马帝国时期最伟大的医生——`盖伦` (Galen)。他继承并发展了体液学说，通过大量的动物解剖和临床观察（尽管许多结论是错误的），为放血疗法提供了看似坚不可摧的“科学”依据。他详细规定了何时放血、在何处放血、放多少血，甚至将不同血管与特定器官联系起来。例如，他认为治疗肝病应该在右臂放血，而治疗脾病则需在左臂。盖伦的著作在中世纪被奉为金科玉律，他的权威如同宗教戒律，任何质疑他的人都会被视为异端。就这样，放血疗法在盖伦的光环下，开启了它漫长的统治时代。
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和中世纪的到来，欧洲的医学知识陷入停滞，但放血疗法却因为其操作的简便性和理论的“权威性”而愈发流行。此时，一个奇特的职业群体登上了历史舞台——理发师-外科医生。 在中世纪，受过大学教育的医生自视甚高，他们主要负责诊断、开方，认为亲手操作的外科手术和放血是“有辱身份”的体力活。这些“血腥”的工作，便落到了日常使用刀具的理发师肩上。于是，理发店不仅提供理发、刮胡、拔牙服务，还兼职放血和简单的`外科手术`。 著名的红白蓝三色旋转灯箱，正是这一历史的生动遗迹。
在这个时代，放血几乎是一种万能疗法。无论是瘟疫、肺炎、中风，还是头痛、消化不良、精神错乱，医生们开出的第一张药方往往都是放血。人们在春季和秋季进行“预防性”放血，以保持体液平衡，就像今天的人们定期体检一样。放血的工具也五花八门，从锋利的柳叶刀（Lancet）到能同时切开数个小口的划痕器（Scarificator），再到利用生物本能的水蛭，都成了医生们的得力助手。放血，已经从一种治疗手段，演变成了一种文化仪式和社会风尚。贵族们甚至会躺在华丽的床上，在亲友的陪伴下，优雅地接受理发师-外科医生的放血服务。
到了18和19世纪，随着启蒙运动带来的科学思潮，人们本应开始质疑这一古老的疗法。但恰恰相反，放血疗法进入了其最狂热、最极端的“英雄医学”时代。当时的医生们信奉一种激进的哲学：疾病是身体内部的剧烈动荡，必须用同样剧烈的手段去对抗。 在他们看来，温和的疗法是懦弱的表现。而放血，作为最直接、最剧烈的干预手段，被推崇到了极致。医生们以放血量巨大为荣，他们之间的竞争，仿佛是谁能让病人流更多的血。 这场狂热的顶点，或许是美国开国元勋乔治·华盛顿的悲剧性死亡。1799年12月，华盛顿因喉咙感染（今天看来可能是急性会厌炎）而病倒。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，他的医生们对他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放血，总共放掉了大约2.5升的血液，这相当于他全身血液总量的40%以上。每一次放血后，华盛顿的脉搏都变得更加微弱，呼吸更加困难。最终，这位伟人不是死于疾病本身，而极有可能是死于失血性休克和脱水——死于他最信任的医生们所施行的“最先进”的治疗。 华盛顿之死是那个时代无数悲剧的一个缩影。放血疗法，这个本意在于“拯救”的疗法，在它的巅峰时期，却变成了最致命的杀手。
然而，即便是最坚固的帝国，也终有崩塌的一天。对放血疗法的致命一击，并非来自某个全新的、更有效的疗法，而是来自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——科学实证主义和统计学。 19世纪30年代，法国医生皮埃尔·路易（Pierre Louis）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事情。他不再满足于个人经验和古代权威，而是开始用数字说话。他详细记录了77名肺炎患者的病例，将他们分为两组：一组接受了早期、积极的放血治疗，另一组则没有。 在对数据进行冷静的统计分析后，路易得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：放血疗法对肺炎的治疗毫无益处，甚至可能有害。 接受放血治疗的病人，死亡率更高，康复时间也更长。 路易的研究如同在医学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。尽管许多守旧的医生对此嗤之以鼻，但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。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效仿他，用数据和对照实验来检验疗法的有效性。这是现代临床医学的开端，也是循证医学思想的第一次伟大胜利。人们第一次意识到，经验和权威并不可靠，唯有可检验的数据才是评判疗效的黄金标准。
如果说路易的统计学研究动摇了放血疗法的大厦，那么19世纪下半叶的科学大发现则彻底将其夷为平地。 首先是细胞病理学的建立，它指出疾病的根源在于身体细胞的异常，而非虚无缥缈的“体液失衡”。接着，`显微镜`技术的巨大进步，让人类首次看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微观世界。路易·巴斯德和罗伯特·科赫等科学巨匠，通过显微镜发现了细菌、病毒等微生物，并确立了病菌理论。 这场由`细菌学`引领的革命，彻底颠覆了古老的体液学说。疾病的敌人不再是体内过剩的血液或胆汁，而是来自外部的、具体的入侵者——病原体。医学的目标，也从“恢复平衡”转变为“消灭病菌”。治疗的武器，不再是柳叶刀和水蛭，而是消毒剂、疫苗，以及后来出现的`抗生素`。 在全新的科学理论面前，体液学说显得荒谬可笑，而作为其核心支柱的放血疗法，也迅速从主流医学的殿堂中被扫地出门，沦为人们眼中蒙昧与野蛮的代名词。那条流淌了两千年的殷红河流，终于在19世纪末期，几近干涸。
放血疗法的故事就此结束了吗？并没有。 在20世纪，当医生们对血液的成分和功能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入了解后，他们惊奇地发现，在极少数特定的情况下，“放血”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。例如：
这种现代形式的放血被称为“治疗性静脉切开术”。它与古代放血疗法的根本区别在于，它不再基于一种笼统的哲学思辨，而是建立在精确的诊断和对生理机制的深刻理解之上。医生不再是盲目地“平衡体液”，而是有针对性地移除血液中某种特定的、过量的成分。 从包治百病的万能神术，到臭名昭著的医学糟粕，再到今天针对特定疾病的精准疗法，放血疗法的千年兴衰史，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人类医学从哲学走向科学的曲折历程。它提醒着我们，医学的进步不仅在于发明新的疗法，更在于有勇气去质疑、去检验、去放弃那些曾经被奉为圭臬的错误。那条古老的殷红河流虽已不再奔腾，但它留下的深刻教训，将永远警示并指引着后来的探索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