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餐（Breakfast），其英文词源意为“打破（break）斋戒（fast）”，指的是一夜安眠之后的第一顿餐食。它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本能，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化发明。在漫长的历史中，人类社会长期不存在规律性的“一日三餐”，早餐的地位更是无足轻重，甚至被视为懒惰与放纵的象征。然而，随着社会结构、工作模式与健康观念的剧烈变迁，这曾经被忽略的一餐，最终被推上“一天中最重要一餐”的神坛，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仪式。早餐的演变，是一部关于时间、效率、财富和观念的微缩文明史。
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，早晨并不属于食物。 对于古罗马人而言，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是下午的“Cena”（正餐）。他们崇尚节制，认为清晨进食是粗野的行为，只有少许面包蘸酒，不足以构成一顿正式的餐食。进入中世纪的欧洲，这种观念在宗教的影响下被进一步强化。神学家托马斯·阿奎那将清晨进食归为“饕餮”之罪，认为这是一种对肉体欲望的屈服。 当时，社会普遍遵循着“一日两餐”的节奏：一顿丰盛的午餐（Dinner）和一顿简单的晚餐（Supper）。对绝大多数以农业为生的人来说，黎明即起，空腹劳作是常态。只有体力劳动者、病人、老人和孩子，才被允许在早晨吃一点东西补充能量，但这绝非值得称颂的家庭或社交活动。早餐，在当时是一个功能性的例外，而非普适性的规则。
早餐的命运转折，始于一场悄无声息的观念变革和几款来自异域的“提神剂”。 16世纪的宗教改革削弱了天主教会对日常生活的绝对控制，关于“饕餮”的指责逐渐淡化。更重要的是，随着城市和手工业的发展，标准化的“工作日”概念开始形成。人们不再完全依赖日出日落，而是按照钟表安排作息，一顿为漫长工作日提供能量的晨间餐食，开始显示出它的价值。 17世纪，三位“提神”的异域使者抵达欧洲，彻底改变了清晨的图景：
最初，享用这些昂贵的热饮和配茶点是上流社会的特权，但它无意中为“早餐”这一概念赋予了仪式感和社交属性。早餐，开始从“补充体力”向“享受生活”迈出第一步。
如果说热饮为早餐的登场拉开了序幕，那么工业革命则为它搭建了宏大的舞台，并将其推向了历史的中央。
19世纪，工厂的蒸汽机轰鸣声取代了田野的鸡鸣，成为新的作息号令。工人们必须在清晨准时上工，进行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。一顿高热量的早餐，从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。 与此同时，维多利亚时代崛起的中产阶级，将早餐塑造为一种体现家庭美德与社会地位的精致仪式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，享用包括鸡蛋、培根、烤面包和果酱在内的丰盛餐点，这不仅是为了果腹，更是为了展示家庭的富足、稳定与和谐。正是在此时，“英式全餐”（Full English Breakfast）诞生，将早餐的规格推向了巅峰。
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，早餐正酝酿着另一场更彻底的革命。19世纪末，传统的美式早餐（以油腻的肉类和煎炸食品为主）遭到了一批健康改革家的猛烈抨击。他们认为，这种早餐是导致消化不良和道德败坏的根源。 为了“拯救”美国人的肠胃和灵魂，约翰·哈维·凯洛格（John Harvey Kellogg）等先驱者发明了一种全新的食物——谷物早餐 (Breakfast Cereal)。最初，这些清淡、易消化的谷物片被当作疗养院里的“健康食品”推广。但很快，精明的商人们发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。通过激进的广告营销，他们成功地将谷物早餐塑造成快捷、健康、科学的现代早餐典范。 从此，“倒一碗牛奶，加点谷物”成为了数代人关于早餐的集体记忆。
20世纪至今，早餐的面貌变得前所未有地复杂和多元。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，让便利性压倒了一切。吐司机、速溶咖啡、预包装的麦片和能量棒，将早餐的准备时间压缩到极致。与此同时，食品工业通过强大的营销，将“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”这句口号植入人心，尽管其背后的科学依据远不如商业动机那么坚实。 今天，早餐的形态呈现出巨大的矛盾与张力：
从不存在到成为必需，从宗教禁忌到健康标杆，早餐的简史，就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定义和安排自己生活的生动故事。它的未来，也必将随着我们对时间、健康和生活的理解，继续演变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