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攀登 (Free Climbing)，并非指不使用任何保护措施的鲁莽冒险，而是一种深刻的攀岩哲学和技术体系。它定义了一种纯粹的上升方式：攀登者仅依靠自己身体的力量、技巧和决心，利用岩壁上天然的把手点和脚点向上移动。绳索、岩塞、快挂等装备，在这个过程中仅作为“安全员”存在，用于在攀登者失手坠落时提供保护，而绝不被用作提供向上的助力。这是一种人与岩石之间最直接的对话，是一场关于力量、平衡与意志的垂直芭蕾，其核心精神在于“如何攀登”远比“是否登顶”更为重要。
在自由攀登的理念诞生之前，攀登世界的主旋律是征服。早期登山者面对高耸入云的山峰和陡峭的岩壁，目标只有一个：不惜一切代价到达顶峰。这便是援救攀登 (Aid Climbing) 的时代。在这个阶段，岩壁被视为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，而非一个需要去“阅读”和“共舞”的伙伴。 攀登者们使用各种工具来辅助自己上升：
在那个年代，攀登更像是一项工程作业，考验的是登山者的耐力、勇气和使用工具的熟练程度。岩壁上充满了敲击岩钉的叮当声，每一次上升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。这种方式成功地将人类的旗帜插上了许多“不可能”的顶峰，但它也让攀登者与岩石之间隔了一层冰冷的工具。攀登的“过程”被牺牲了，纯粹的身体挑战被器械的便利性所取代。
20世纪初，一股反思的暗流开始在阿尔卑斯山区的攀登者中涌动。其中，奥地利攀登家保罗·普鲁斯 (Paul Preuss) 成为这股新思潮的先知。他提出了一套革命性的攀登伦理，其核心思想振聋发聩：“攀登的难度，应当取决于攀登者的能力，而非他所携带的装备数量。” 普鲁斯倡导一种“纯粹风格”，他认为，只有在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下，才应使用人工器械。他本人也身体力行，完成了许多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无保护攀登和单人攀登。虽然他的理念在当时过于超前，甚至被视作异端，但这颗种子已经埋下。它标志着攀登精神的一次伟大解放：人们开始将目光从山顶收回，重新审视脚下的岩壁和自己的身体。攀登不再仅仅是征服，更是一种自我挑战和艺术表达。
如果说普鲁斯是自由攀登的施洗约翰，那么美国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(Yosemite National Park) 就是这场革命的耶路撒冷。二战后，特别是上世纪60到70年代，这片拥有巨大花岗岩绝壁的山谷，成为了自由攀登发展的终极试验场。 一群被称为“石猴子” (Stonemasters) 的年轻攀登者，在这里掀起了一场彻底的革命。他们蔑视传统，生活简朴，将全部生命热情投入到岩壁之上。
优胜美地的革命之火，点燃了全球攀登的热情，并催生了更细分、更普及的现代攀登形式。
随着室内攀岩馆的普及，自由攀登彻底打破了地理和气候的限制，从一种属于少数冒险家的极限运动，演变为一种深入城市生活的健身方式和社交活动。今天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在下班后走进岩馆，体验这种源自高山峭壁的原始乐趣。
从最初征服自然的工具，到探索身体极限的艺术，再到风靡全球的现代运动，自由攀登的“简史”是一部关于人类精神不断寻求“解放”和“纯粹”的历史。它早已超越了一项单纯的体育运动，成为一种生活哲学。 它教会人们如何面对恐惧，如何解决看似无解的难题，如何在压力下保持专注与优雅。每一次伸手抓住下一个支点，都是一次小小的胜利；每一次从岩壁上坠落，又都是一次对失败的坦然接受。在这场人与岩石永恒的对话中，攀登者最终征服的不是岩壁，而是自身的软弱与局限。只要世界上还有一块岩石等待着被触摸，这场关于向上的探索就永远不会停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