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球定位系统（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），简称GPS，是一个基于人造卫星的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。它由一个至少包含24颗卫星的“星座”组成，这些卫星不知疲倦地绕地球运行，持续不断地向地面广播自身的位置和精确的时间信号。地面上的任何GPS接收器，哪怕只有手掌大小，只要能同时“听到”至少四颗卫星的“歌唱”，就能通过计算信号的微小时间差，以惊人的精度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、速度和时间。这个最初为军事目的而打造的宏伟工程，最终却意外地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基石，它不仅彻底改变了我们寻找方向的方式，更无形地编织进了全球通信、金融、物流乃至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成为悬于我们头顶的、看不见的“星辰罗盘”。
自人类的祖先第一次走出森林，仰望星空的那一刻起，“我在哪里？”以及“我该去向何方？”就成了永恒的追问。数千年来，我们依赖最原始的工具来回答这个问题：白天的太阳，夜晚的北极星，风的方向，以及刻印在血脉中的记忆。伟大的航海家们凭借着对星辰和洋流的深刻理解，驾驭着简陋的舟船，完成了不可思议的远航。 然而，当船只驶入浩瀚无垠、天气多变的大洋，这些古老的智慧便显得捉襟见肘。纬度尚可通过测量太阳或北极星的高度来确定，但经度的确定却是一个困扰了人类几个世纪的难题。直到18世纪，天才的工匠发明了航海钟，一种能够在颠簸的船上保持精确时间的钟表，人类才第一次真正掌握了在地球表面进行精确定位的能力。航海钟的出现，标志着人类导航史上的第一次革命：我们不再仅仅依赖天体，而是开始利用人造的、精确的时间工具来丈量世界。
全球定位系统的直接起源，并非源于商业或探索的浪漫，而是诞生于美苏争霸的阴冷背景之下。1957年，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“斯普特尼克1号”。这颗小小的金属球发出的持续“哔哔”声，不仅宣告了太空时代的来临，也让整个西方世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与压力。 然而，危机之中也孕育着机遇。在美国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里，两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威廉·盖伊尔和乔治·威芬巴赫对这颗来自敌对阵营的卫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们仅仅通过监听斯普特尼克号发出的无线电信号，利用多普勒效应，就成功地追踪了它的轨道。这时，一个颠覆性的想法在他们脑中闪现：如果我们可以通过地面上的已知位置来确定卫星的轨道，那么反过来，我们是否也能通过卫星的已知位置来确定地面上的未知位置呢？ 这个灵光一闪，便是GPS的理论原点。基于这一构想，美国海军迅速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卫星导航系统——“子午仪”（Transit）。它虽然简陋，定位一次需要十几分钟，且只能在卫星飞过头顶时才能工作，但它证明了“天基导航”的可行性，为未来那个更为宏伟的系统铺平了道路。
子午仪系统虽然开创了先河，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。美国国防部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全天候、全球覆盖、实时、高精度三维定位的系统。于是，在1973年，一个代号为“NAVSTAR GPS”的联合计划被正式批准。这个计划的目标雄心勃勃：要在太空中建立一个由24颗卫星组成的精确网络，彻底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导航问题。
要实现如此高的精度，GPS系统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难题：时间的精确同步。
GPS系统从一开始就是纯粹的军事项目。在它逐步建设和完善的几十年里，公众对此知之甚少。然而，1983年发生的一场悲剧，意外地改变了它的命运。 当年，大韩航空007号班机因导航系统错误，误入苏联领空，被苏联空军击落，机上269人全部遇难。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，也促使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向全世界承诺：待GPS系统全面建成后，将免费向全球民间用户开放。 尽管如此，军方仍然保留了一手。他们实施了所谓的“选择性可用性”（Selective Availability, SA）政策，即人为地向民用信号中注入误差，将其精度限制在100米左右，而军用信号则不受影响。这道无形的“墙”，使得GPS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对普通人来说更像一个有趣的玩具，而非可靠的工具。 历史的转折点发生在2000年5月2日。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下令，永久性地取消SA政策。一夜之间，全球民用GPS的定位精度跃升了10倍。这个看似简单的决定，如同打开了创新的闸门，一个由GPS驱动的新时代，正式拉开了序幕。
SA的取消，释放了GPS的全部潜力。企业家和工程师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GPS应用的开发中。
如今，当我们手持手机，轻松找到一家陌生的咖啡馆时，我们应该记得，这份习以为常的便利，背后是人类数千年对方向的探索、一场科技竞赛的意外馈赠，以及无数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铸造这张“天网”的智慧结晶。这个始于星辰的梦想，最终又以人造星辰的方式，回归并服务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