拉马克：在达尔文之前，被误解的演化先驱

让-巴蒂斯特·拉马克 (Jean-Baptiste Lamarck) 是生物学史上一位孤独而悲情的巨人。他是一位法国博物学家，在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问世半个世纪前，便勇敢地提出了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性的演化论。他的理论，常被简化为“长颈鹿为吃到高处的叶子而伸长脖子，并将这变长的脖子遗传给后代”的讽刺漫画，这使他在大众记忆中沦为一个“错误”的代名词。然而，拉马克的真正贡献远不止于此。他不仅创造了“生物学”这个词，更是第一个将生命视为一部不断变化、持续演进的宏大史诗，而非上帝一次性创造的静态杰作。他用“用进废退”和“获得性遗传”两大基石，构建了一个充满生命内在驱动力的演化框架。尽管他的理论机制被后来的科学证明存在缺陷，但他提出的“物种是可变的”这一革命性思想，如同一道划破创世论黑暗天幕的闪电，为达尔文铺平了道路，并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，在两百年后的表观遗传学领域中，投下了意味深长的回响。

在18世纪中叶的法兰西，一个名叫让-巴蒂斯特·皮埃尔·安托万·德·莫奈，即拉马克骑士的年轻人，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。他出身于一个贫困的贵族家庭，按照家族的传统，他本应像他的父兄一样，在军队中谋求荣耀。然而，命运的剧本早已为他写下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。 1744年，拉马克出生于法国北部皮卡第地区的一个小村庄。作为家中第十一个孩子，他年幼时被送入教会学校，似乎注定要披上神职人员的长袍。但年轻的拉马克心中燃烧着的是对世俗世界的好奇与渴望，而非对天国的虔诚。父亲去世后，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神学院，用一匹别人送的驽马和口袋里仅有的一些钱，奔赴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七年战争的前线。他在战场上表现英勇，甚至获得了军官的任命。然而，一次意外的颈部受伤，迫使他永远地告别了戎马生涯。 这次意外，却成为科学史上的一个幸运转折。退役后的拉马克来到巴黎，这座启蒙运动的心脏之城，思想的火花在这里碰撞、迸发。他先是尝试做银行职员，但内心对自然世界的痴迷很快将他引向了另一片天地。他开始在巴黎的皇家植物园（Jardin du Roi）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医学和植物学。在这里，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。白天，他在花园中观察成千上万种植物的细微差别；夜晚，他在微弱的烛光下整理笔记，试图为这片繁杂的绿色王国建立秩序。 经过十年的潜心研究，1778年，拉马克的巨著《法国植物志》（Flore françoise）横空出世。这部著作凭借其创新的二歧分类检索表，让植物鉴定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和高效，即使是业余爱好者也能按图索骥。这本书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，不仅让他入选了显赫的法国科学院，也引起了当时博物学界泰斗布丰伯爵的注意。拉马克的人生，似乎已经稳步地走在了一条通往顶尖植物学家的康庄大道上。然而，一场席卷整个法国的社会风暴，将彻底颠覆他的世界，并将他推向一个更广阔，也更危险的未知领域。

1789年，法国大革命的狂潮席卷巴黎，巴士底狱的倒塌不仅象征着一个旧政权的终结，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。在这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，旧有的科学机构也未能幸免。曾经属于国王的皇家植物园，被革命政府改造为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(Muséum National d'Histoire Naturelle)，一个属于人民的科学殿堂。 对于年近五十的拉马克来说，这既是危机也是转机。在机构重组的混乱中，植物学教授的职位早已被他人占据。他被分配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既冷门又卑微的职位——“蠕虫与昆虫学教授”。在那个时代，博物学家的荣耀属于研究脊椎动物（鸟类、哺乳动物）的学者，而那些没有脊梁的、黏滑的、微小的生物，被轻蔑地统称为“蠕虫和昆虫”，被认为是低等且不值得深入研究的造物。这几乎像是一次羞辱性的“发配”。 然而，拉马克接受了这项任务。他以惊人的毅力，一头扎进了这个被主流学界遗忘的“无脊椎动物”世界——顺便一提，“无脊椎动物”（invertebrates）这个词正是由他创造的。这个看似“低等”的王国，其物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从贝壳、蠕虫到蜘蛛、甲壳类，拉马克面对的是一个几乎未经系统整理的庞大生命迷宫。 正是这次被迫的职业转向，为他开启了通往演化思想的大门。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，他日复一日地解剖、描绘、分类这些微小的生命。他注意到，在不同物种之间，尤其是在他研究的软体动物化石与现存物种之间，存在着一种令人着迷的、渐进的形态变化。它们并非一个个孤立的设计，而更像是一条连续的长链，一环扣一环，从简单到复杂，缓慢地演变。在植物世界中难以察觉的“变化”迹象，在这个被忽视的动物王国里，以一种不容置辩的方式展现在他眼前。 他开始意识到，生命或许不是一成不变的。那些深埋在地层中的贝壳化石，与今天海滩上的同类如此相似却又有着细微的差别，这难道不是时间流逝的证据吗？难道物种真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自己的形态？这个在当时听来如同异端邪说的想法，在拉马克的脑海中逐渐生根、发芽。他执掌的这个“无脊椎动物王国”，最终成为了他构建宏大演化理论的基石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，他首次提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新学科名称，用以涵盖对所有生命现象的研究——“生物学”（biologie）。

到了19世纪初，拉马克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分类学家。他心中酝酿着一个远比辨识物种更宏大的目标：解释生命本身是如何演变的。1809年，在他65岁那年，他出版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著作——《动物学哲学》（Philosophie Zoologique）。这本书籍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，虽然在当时没有激起预想中的巨大浪花，却在历史深处引发了经久不息的涟漪。在这本书中，拉马克系统地阐述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生物演化的完整理论。 拉马克的理论，优雅而直观，它试图回答一个终极问题：物种为何以及如何改变？他将其归结为两大核心法则：

• 第一法则：用进废退 (Loi de l'usage et du non-usage)

> 拉马克观察到，生物体的器官会因为使用或不使用而发生变化。一个器官如果被频繁、持续地使用，它就会变得更强大、更发达；反之，如果长期不使用，它就会逐渐退化，甚至消失。这就像一位铁匠，日复一日地挥舞铁锤，他的手臂会变得异常粗壮；而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，其腿部肌肉则会萎缩。对拉马克而言，这不仅仅是個體现象，而是驱动物种形态改变的根本动力。

• 第二法则：获得性遗传 (L'hérédité des caractères acquis)

> 这是拉马克理论中最著名，也是最具争议的一点。他相信，生物体在一生中因为“用进废退”而获得的性状，可以被直接遗传给它的后代。这构成了演化的核心机制。著名的长颈鹿例子便是这一法则的最佳注脚：远古的长颈鹿脖子并没有那么长，为了吃到更高处的树叶，它们会不断地伸长脖子。这种努力使得它们的脖子在一生中被“拉长”了一些。根据拉马克的理论，这种被拉长的性状会被遗传下去，它们的后代一出生脖子就比上一代稍长。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，长颈鹿最终拥有了今天我们所见的标志性长颈。 除了这两大法则，拉马克的思想中还潜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驱动力：一种生命内在的、趋向于“复杂化”的神秘力量。他认为生命从最简单的微生物开始，就有一种天然的冲动，沿着一条“生命阶梯”（l'échelle des êtres）不断向上攀升，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完美。环境的变化和“用进废退”法则，则是在这条主线上产生各种适应性分支的原因。 因此，在拉马克描绘的图景中，演化是一个充满目的性、积极向上的过程。生命体不是被动地被环境筛选，而是主动地、有意识地（尽管是无意识的本能）去适应环境，并将努力的成果传递给未来。这是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演化故事，一个关于生命不断自我完善的壮丽诗篇。然而，这首诗篇的听众，却远比他想象的要少，且充满敌意。

拉马克的《动物学哲学》出版后，并未迎来他所期待的掌声与认可，反而招致了当时法国科学界，尤其是其权力核心的冰冷漠视与尖刻嘲讽。这其中，对他施以最沉重打击的，是当时声名显赫、权倾朝野的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——乔治·居维叶 (Georges Cuvier)。 居维叶是“灾变论”和“物种不变论”的坚定拥护者。他通过对化石的精湛研究，确立了物种会灭绝的事实，但他将其解释为由大洪水等突发性灾难导致的区域性物种毁灭，之后再由新的物种创造来填补空白。在他看来，物种的形态是完美固定的，服务于其特定功能，绝不可能像拉马克所说的那样，从一种形态平滑地过渡到另一种。 作为法兰西学院的常任秘书，居维叶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，对拉马克的理论展开了无情的批判。他将拉马克的演化思想描绘成一种荒诞不经的哲学臆想，尤其喜欢用那个如今家喻户晓的长颈鹿例子来加以讽刺，使其听起来像一个笑话而非严肃的科学假说。在居维叶强大的学术权威之下，拉马克的思想被贴上了“不科学”的标签，几乎无人敢于公开支持。 更糟糕的是，拉马克的个人生活也坠入了深渊。他一生结过四次婚，但妻子们都先他而去，留给他许多需要抚养的孩子。他的视力在晚年逐渐衰退，最后完全失明，所有的研究和写作都不得不依赖女儿的口述记录。贫困如影随形，这位为“生物学”命名的学者，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被学界遗忘，在孤独和凄凉中挣扎。 1829年，拉马克在巴黎悄然离世，享年85岁。按照惯例，居维叶负责为这位同僚撰写悼词。然而，这篇本应表达敬意的悼词，却成了居维叶对拉马克理论的最后一次公开羞辱。他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，将拉马克的演化论轻蔑地称为“可笑的错误”和“贫乏的想象”，并断言其思想将很快被历史彻底遗忘。 在居维叶的盖棺定论之下，拉马克的名字和他那开创性的思想，似乎真的沉入了历史的尘埃之中。他像一位孤独的先知，过早地宣告了一个无人能懂的未来，最终在同时代人的误解与嘲笑中，悲剧性地落下了帷幕。

历史是一位公正而又喜欢开玩笑的裁判。尽管居维叶宣判了拉马克的“学术死刑”，但他的思想并未如其所愿地烟消云散。相反，它像一粒顽强的种子，在沉寂的土壤下，等待着合适的时机重新发芽。 半个世纪后，另一位伟大的博物学家查尔斯·达尔文，登上了历史舞台。在其划时代的著作《物种起源》中，达尔文虽然提出了以“自然选择”为核心的、与拉马克截然不同的演化机制，但他对这位前辈充满了敬意。他称赞拉马克是“第一个将演化问题引向科学关注的卓越之人”。事实上，达尔文的思想也并非完全不受拉马克影响，他本人在晚年甚至也提出过一种名为“泛生论”的假说，其中也包含了获得性性状可以遗传的成分，这无疑是拉马克主义的遥远回声。可以说，没有拉马克这位“伟大的先行者”勇敢地提出“物种是可变的”，达尔文的理论大厦便缺少了一块至关重要的奠基石。 然而，随着20世纪初孟德尔遗传学的重新发现和现代演化综合理论的建立，拉马克似乎迎来了他的“第二次死亡”。“中心法则”的确立，即遗传信息从DNA单向流向蛋白质，似乎彻底切断了后天环境影响遗传的任何可能性。拉马克的“获得性遗传”被视为经典遗传学中最典型的反面教材，他的名字几乎成了科学谬误的同义词。 但故事在21世纪迎来了惊人的反转。一个新兴的领域——表观遗传学 (Epigenetics)，让拉马克的幽灵以一种现代科学能够理解的方式，悄然回归。 表观遗传学研究的是不改变DNA序列本身，但能通过某些化学修饰（如DNA甲基化、组蛋白修饰）来调控基因表达，并且这种调控效果可以在细胞分裂乃至代际之间传递的机制。简单来说，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环境（如饮食、压力、毒素暴露）可以在我们的DNA上留下“记号”，这些记号就像是基因表达的“开关”，它们告诉基因何时启动、何时关闭。 最令人震惊的是，研究发现，其中一些“记号”竟然能够逃过生殖细胞形成过程中的“格式化”，从而遗传给子代。例如，研究表明，祖辈在饥荒时期的营养状况，可以通过表观遗传标记，影响到孙辈患上代谢性疾病的风险。 这当然不是拉马克所设想的“长颈鹿伸长脖子”那样的直接遗传，表观遗传的影响更加微妙、机制也完全不同。它不是在创造新的性状，而是在调控已有基因的表达模式。然而，它的核心思想——后天获得的环境印记可以遗传——与拉马克两百年前的洞见，有着惊人的精神契合。它打破了“基因决定一切”的僵硬教条，揭示了环境与遗传之间存在着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复杂、更动态的互动。 今天，当我们回望拉马克的一生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“失败者”。他是一位思想的勇士，敢于在知识的荒原上独自探索。他的理论机制或许是错误的，但他提出的问题却是正确的，并且极具前瞻性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科学的进步并非一条笔直的大道，而是一条充满曲折、不断自我修正的路径。那些在当时被视为“错误”的思想，有时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角落，以一种全新的面貌，启发我们对生命奥秘的更深层理解。拉马克，这位在达尔文之前被误解的演化先驱，他的幽灵，至今仍在现代生物学的殿堂中徘徊，提醒着我们：生命的故事，远未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