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里米·边沁：那位想用天平称量幸福的怪才

杰里米·边沁 (Jeremy Bentham) 是一位思想家、法学家，更是一位社会工程师，他试图用一把名为“功利”的理性标尺，去重新度量和设计整个人类社会。他并非那种在象牙塔中空谈玄理的哲学家，而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怪癖的行动者。他相信，人类的一切行为、法律、道德乃至政府本身，都应遵循一个至高无上的准则——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”。这一看似简单的信条，催生了影响深远的功利主义 (Utilitarianism) 哲学，并像一只无形的手，塑造了我们今日世界的法律、政治和公共福利体系。边沁的“简史”，就是一个天才如何试图将模糊的“幸福”量化，并用其改造一个混乱世界的宏大、奇异而又深刻的故事。

1748年的伦敦，是一座在工业革命前夜骚动不安的城市，充满了财富与污秽、机遇与不公。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熔炉里，杰里米·边沁呱呱坠地。他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律师，对这个长子寄予了厚望，期望他能成为大法官，光耀门楣。而小边沁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期待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童。当同龄的孩子还在玩泥巴时，三岁的他已经开始阅读大部头的英格兰史；四岁时，他开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；年仅十二岁，他便被送进了牛津大学女王学院，成为一名大学生。 然而，这颗早熟的头脑很快就对周遭的一切感到了深深的失望。牛津的教育在他看来，不过是陈腐教条的堆砌；而当他遵从父愿进入法学院深造时，他更是被英国的法律体系彻底激怒了。那时的英国法律，并非我们想象中逻辑严明、条理清晰的法典，而是一片由古老惯例、矛盾判决和晦涩术语构成的“原始森林”。它被法官和律师们奉为神圣的“自然法”或“公共智慧”，但在边沁看来，这完全是服务于权贵阶层、盘剥普通民众的工具。法律的语言诘屈聱牙，诉讼的程序繁琐昂贵，正义的天平成了一场只有富人才能玩得起的游戏。 这段经历，成为边沁思想的“原点事件”。他没有像父亲期望的那样，投身于这个系统并成为其一部分，而是选择站在它的对立面，成为它最彻底的批判者和颠覆者。他立下了一个宏愿：要用理性的光芒，驱散这片法律的迷雾，创造一套清晰、公正、能为所有人带来福祉的新秩序。他要寻找一个坚不可摧的逻辑基石，来重建整个道德与法律的大厦。而这个基石，很快就被他找到了。

在阅读了约瑟夫·普里斯特利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后，一句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”的短语，如同闪电般击中了边沁。这不就是他苦苦追寻的那个“第一原理”吗？他认为，人类天生就是被两种力量所主宰的生物：快乐 (Pleasure) 和 痛苦 (Pain)。趋乐避苦，是驱动我们一切行为的根本动机。因此，一个行为是否道德，一项法律是否正当，其唯一的评判标准，就是看它能否为社会增加“快乐”的总量，减少“痛苦”的总量。 这便是功利主义的核心。它彻底抛弃了那些诉诸于“上帝旨意”、“神圣传统”或“天赋权利”的虚无缥缈的道德说辞。在边沁看来，这些不过是当权者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华丽借口。道德和法律，应当像一门科学，可以被计算、被验证。 为了将这门“道德科学”付诸实践，边沁甚至异想天开地设计出了一套“幸福计算法”（Felicific Calculus）。他认为，每一种快乐或痛苦，都可以从七个维度进行测量：

• 强度 (Intensity)：这个快乐有多强烈？
• 持续时间 (Duration)：它能持续多久？
• 确定性 (Certainty)：它有多大的可能性会发生？
• 邻近性 (Propinquity)：它会多快发生？
• 丰裕性 (Fecundity)：它是否会带来更多同类的感觉？
• 纯粹性 (Purity)：它是否会夹杂着相反的感觉（例如，宿醉的痛苦）？
• 广延性 (Extent)：它会影响多少人？

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，就应该像一个会计师一样，拿出算盘，仔细计算一项法案会给社会带来的快乐与痛苦的净值。如果快乐的总和大于痛苦，那么这项法律就是“善”的，是“有用”的。这个想法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，甚至有些荒唐可笑。人们嘲笑他，说他想用数学公式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