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居易：一位让诗歌走出宫廷的凡人歌者

白居易，这个名字在大唐的文化天幕上，不是一颗遥远而孤高的星辰，而是一轮温暖而明亮的月亮。他是一位诗人，更是一位用平白如话的语言，将诗歌从贵族沙龙和宫廷盛宴中解放出来，送到贩夫走卒、牧童老妪手中的文化信使。他的生命，是一部关于“表达”的简史：从一个怀揣经世济民理想的青年官员，用诗歌作匕首，刺向社会的不公；到一个饱经风霜的贬谪者，用诗歌作慰藉，疗愈内心的伤痕；再到一个安享晚年的智者，用诗歌作知己，与生活和解。他的一生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，定义了诗人的社会角色与巨大能量，并最终将自己活成了一个跨越阶级与国界的文化符号。

在公元772年的中唐，白居易诞生于一个官僚家庭。这时的大唐，早已不复盛世的辉煌，安史之乱的创伤犹在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。这个时代，既看不见开元盛世的万丈豪情，也尚未陷入晚唐的颓败暮气，它在挣扎与反思中，呼唤着一种新的声音。白居易，就是那个应运而生的声音。

与其他许多文学巨匠一样，白居易的早年充满了“天才”的印记。据说他生下来几个月就能辨认“之”、“无”二字，五六岁学作诗，九岁便通晓声律。然而，天才之路并非坦途。他的童年，是在战乱和迁徙中度过的。这段经历，让他过早地目睹了底层人民的疾苦，这成为他日后创作中现实主义底色的源头。 真正的转折点，是科举。这是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阶梯。为了登上这座通往权力中心的阶梯，白居易付出了艰辛的努力，以至于“口舌成疮，手肘成胝”。公元800年，二十八岁的白居易终于进士及第，踏入了那座令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城市——长安。初到京城，他曾拿着自己的诗作拜谒前辈顾况。顾况看着他的名字，开玩笑说：“长安米贵，居大不易。”（长安的米价很贵，住下来可不容易啊。）但当他读到白居易十六岁时写的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时，不禁拍案叫绝，改口道：“有此才，居亦易矣！”（有这样的才华，住下来就容易了！） 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，不仅仅是一段文坛佳话，它象征着白居易的正式登场：一个来自底层的青年，凭借其无可辩驳的才华，敲开了帝国中心的大门。

进入长安的权力中枢后，年轻的白居易并未沉醉于仕途的顺利。相反，他怀着一种近乎天真的理想主义，与同道者元稹等人共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——新乐府运动。 这场运动的核心诉求，是让诗歌回归其《诗经》“风雅比兴”的传统，即反映现实、干预政治、为民发声。他们反对当时文坛盛行的辞藻华丽、内容空洞的诗风，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。 在这个理念的驱动下，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，如《秦中吟》十首和《新乐府》五十首。这些诗篇，是他投向社会顽疾的一杆杆标枪：

• 在《卖炭翁》中，他描绘了“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”的老翁，辛苦烧成的木炭却被宫中使者以半匹红纱的低价强行夺走，揭示了宫市的掠夺本质。
• 在《观刈麦》中，他看到农妇拾麦穗充饥的场景，深感自己“不事农桑”却“吏禄三百石”的惭愧，发出了“念此私自愧，尽日不能忘”的感叹。

这些诗歌，语言直白，叙事清晰，像一部部微型纪录片，将帝国的阴暗角落暴露在阳光之下。白居易的笔，在这一刻，成为了民众的喉舌，也为自己埋下了政治风险的种子。

理想主义的火焰，在冰冷的现实政治面前，往往显得脆弱。公元815年，宰相武元衡在上班途中遇刺身亡，朝野震惊。时任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，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正义感，率先上疏，请求严惩凶手。 然而，这次勇敢的上疏，却成了他命运的滑铁卢。政敌们抓住他“官职卑微，越职言事”的把柄，群起而攻之，又翻出他母亲因看花坠井而亡，他却写了关于赏花和新井的诗，罗织了“有伤孝道”的罪名。最终，这位曾经的京城新贵，被一纸诏书贬为江州司马。

江州（今江西九江），远离政治中心，是一个潮湿而落寞的南方小城。从天子脚下到“江湖之远”，这种巨大的落差，对白居易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他的人生，被这次贬谪硬生生劈成了两半。前半生是“兼济天下”的入世豪情，后半生则是“独善其身”的退守与和解。 这次贬谪，也意外地催生了他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高峰。当政治批判的通道被堵死，他开始将目光转向自己的内心，转向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同情与共鸣。他的诗歌，从宏大的社会叙事，转向了细腻的个人情感。

一个秋夜，白居易在浔阳江（长江九江段）边送别友人，忽闻水上传来一阵凄婉的琵琶声。他循声而去，见到了一位曾名动京城的琵琶女。她年长色衰，流落江湖，一曲终了，道尽了人生的悲欢离合。 这位歌女的遭遇，瞬间击中了白居易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他从她的故事里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——同样是曾居京华，同样是如今沦落天涯。这种极致的共情，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叙事长诗——《琵琶行》。当他写下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时，他不仅是在安慰歌女，更是在慰藉自己。诗的结尾，“座中泣下谁最多？江州司马青衫湿”，将个人情感的宣泄推向了顶峰。 如果说《琵琶行》是贬谪生涯中最耀眼的珍珠，那么在此之前创作的《长恨歌》，则展现了他驾驭宏大历史叙事与复杂人性的能力。这两首长诗，共同奠定了白居易作为叙事诗大师的地位，也标志着他的创作，从尖锐的“匕首”，转向了温柔的“拥抱”。

贬谪生涯结束后，白居易的仕途虽有起伏，但他再也回不到当年那个锋芒毕露的谏官角色了。他被调往杭州、苏州等地担任刺史。这些富庶的江南城市，给了他施展才华的另一片天地，也让他发展出一种新的生活哲学。

在杭州，白居易不仅仅是一个诗人。他勘察地形，组织民工，在西湖上修建了一道长堤，用以蓄水灌溉农田。这道堤坝，解决了当地的旱涝问题，百姓感念其德，称之为“白公堤”。如今，杭州西湖上的白堤虽非原始建筑，但它的名字，永远地与这位诗人联系在了一起。他在这里写下了千古名句：“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” 作为一名地方官，他将诗人的审美与务实的治理完美结合。他既能疏浚湖泊，造福一方，也能在湖光山色中，写下“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”的清新诗篇。他不再试图用诗歌去改变整个帝国，而是用实际行动，去改善一城一地的民生，同时在自然与生活中，寻找诗意与安宁。

这一时期，白居易逐渐形成了他的“中隐”哲学。所谓“中隐”，是相对于“大隐于朝”（在朝廷中做官却心如止水）和“小隐于野”（完全归隐山林）而言的。它指的是在地方官这样相对清闲的职位上，既能履行部分社会责任，又能享受个人生活的闲适与自由。 这是一种极其务实的人生选择，是理想主义者在认清现实后，与世界达成的一种和解。他的诗歌也反映了这种变化，少了讽喻诗的火药味，多了闲适诗的恬淡与平和。

晚年的白居易，以太子少傅的官职，在东都洛阳定居。他卖掉在长安的房产，在洛阳的香山寺旁购置了一处宅院，自号“香山居士”。他的人生，进入了最后的篇章。

在洛阳，他与另一位大诗人刘禹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二人诗酒唱和，世称“刘白”。他的生活，是“开门对佛经，闭门对酒杯”的悠然自得。此时的他，深受佛教思想影响，对生死、荣辱看得更加通透。 他的晚年诗作，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的玩味和对生命本身的达观。他会因为新酿的米酒熟了，便写信给朋友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；也会在自己七十一岁时，坦然写下“与君皆老也，自问老何如。眼涩夜先卧，头慵朝未梳”，充满了生活气息与自我调侃的智慧。

白居易一生创作了近三千首诗歌，是中国历史上最高产的诗人之一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：亲自编纂自己的诗文集。 他将自己的作品分为讽喻、闲适、感伤和杂律四大类，精心整理，并抄写多份，分别存放在庐山、苏州等地的寺庙和藏书阁中。这是一种极其超前的“文化遗产保护”意识。他深知，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但文字可以不朽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主动地、系统地将自己的思想与才华“打包”，确保它们能够穿越时间的洪流，被后世看见。这使得他的作品保存得异常完好，也为我们今天能全面地理解他，提供了可能。

公元846年，白居易在洛阳去世，享年七十五岁。唐宣宗为他写下悼诗，称“童子解吟《长恨》曲，胡儿能唱《琵琶》篇”。这并非夸张，而是对他无与伦比的流行度的真实写照。

白居易的诗歌，拥有穿透阶层壁垒的魔力。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语言。他追求“老妪能解”，据说每作一首诗，都会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太太听，如果听不懂，就修改，直到她能明白为止。 这种极致的通俗化，让他的诗歌拥有了病毒式的传播力。在大唐，他的诗被题写在寺庙墙壁、旅店屏风、甚至是驿站的柱子上；歌伎们以能传唱他的新作为荣，谁能唱《琵琶行》，身价便会倍增；人们用他的诗句进行交易，换取酒水和茶点。他成为了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“流行天王”，一个活着的传奇。

白居易的影响力，并未止步于大唐的疆域。他的诗集，通过遣唐使和商人，很早就传入了新罗（今朝鲜半岛）和日本。 尤其是在日本，白居易受到了超乎想象的欢迎。在平安时代，他的《白氏文集》是贵族人手一册的必读经典，其地位甚至一度超越了李白和杜甫。《源氏物語》等日本古典文学名著中，随处可见对白居易诗句的引用和化用。他诗歌中那种物哀、闲寂的审美情趣，与日本的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共鸣，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文学的发展。 从长安的理想青年，到江州的失意谪臣，再到洛阳的香山居士，白居易用自己的一生，探索了知识分子与时代、与自我相处的不同模式。他最终的答案是：当无法改变世界时，就记录世界，理解世界，并与之温柔地和解。他让诗歌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，而成为多数人的心声。这，或许就是他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。